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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内、外复杂严峻的环境下，明年实现国民经济“稳中求进”的难度较大，政府经济调控面临较多不利因素；国际方面，中国经济必须面对国际环境的巨大不确定性，但外部风险难控。为有效化解风险和克服各项困难，还需要更多地倚重市场机制进行经济调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2年经济社会工作的总基调是“稳中求进”，要继续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三者关系，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于处于发展改革重要关头的中国，这无疑指出了正确方向和明确目标。然而，在国内、外复杂严峻的环境下，明年实现国民经济“稳中求进”的难度较大，政府经济调控面临较多不利因素；国际方面，中国经济必须面对国际环境的巨大不确定性，但外部风险难控。

    国际环境不确定性较多

　　首先是政治因素。一是2012年是美国、法国、俄罗斯和希腊的大选之年，选举活动可能会干扰相关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增加国际间政策协调的难度，并对未来的政策方向产生较大的不确定性。二是在后金正日时代，朝鲜政权能否顺利交接，东北亚局势在中短期是否能保持稳定，多方博弈的变数很大。三是中东形势极为敏感，叙利亚、伊朗局势向何处发展难以预料，这成为国际石油市场和全球经济的重大风险源。

　　其次是经济因素。一是欧债危机前景不明。欧洲主权债务在明年一季度大量集中到期，其中利益层级复杂且多国协调难度大，互相仍在试图挤压对方的利益空间，一季度将是欧洲进而全球金融市场的危险期。二是美国11月失业率数据降至8.6%和新房开工数环比大涨9.3%，预示美国经济复苏向好，但减赤方案争执不下和脆弱的复苏能否持续都将直接决定明年全球经济荣枯。在当前的临界点上市场相当敏感，极易产生剧烈波动。欧美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资本来源和最大的贸易伙伴，其经济前景难料自然会扰乱外贸依存度仍达53%的中国经济。

　　国内政策拿捏难度大

　　国内方面。在今年紧缩调控的基础上，明年要为“十二五”规划落地和经济增长开疆拓土，松紧之间政策衔接和协调的难度不小。

　　首先，在前景不明的情况下，经济政策前瞻不易。一是2011年四季度通胀水平加速下行，为经济刺激政策释放了少许空间，但是明年在国内投资需求拉动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推动下，不能排除通胀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二是内外需求下行，目前也不能排除国内经济增长出现硬着陆的风险，这将使得调控政策力度不好掌握。三是贸易顺差收窄和资本流出加速，其原因包括外围经济下滑和金融市场动荡的因素，若国际环境突变，也将对国际收支产生较大反向影响。

　　其次，货币政策空间狭小。一是明年通胀水平或可下降，但估计仍在3%以上，货币量化宽松的空间有限，而且海外普遍的持续低利率环境也在挤压中国利率调整空间。二是始自2008年的货币宽松后果余热未消，资产泡沫和银行业信贷风险尚未完全化解，在货币供应基数已经很大的基础上，明年为保障“十二五”规划落地和扩大内需而再启货币政策，金融风险或将继续累积。

　　再次，财政政策压力较大。一是收入来源减少。土地财政遇冷和结构性减税政策，以及房产税短期内可能难以全面铺开，这些因素将会降低未来的财政收入。今年10月和11月的财政收入增长分别只有16.9%和10.6%，已经出现快速回落。二是刚性开支增加。“十二五”期间致力推动的“三农”、民生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等都需要财政的巨大投入。三是欧债危机强烈警示财政风险。虽然我国显性债务水平不高，但是综合隐形担保和地方债务后风险不可小觑。而从本次债务危机看，国家财政和债务规模是否稳健是维系国际信用的重要砝码，这也是远比经济增长更重要的国家安全底线。

　　最后，政策时间紧迫。一是明年是政府换届和“十八大”召开之年，政策方向调整和重要项目推进可能受到影响。二是今年“十二五”主要项目进展缓慢，明年需要提速追赶。截至今年9月，高铁、电网、电源、保障房多个重要领域仅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约60%，完成“十二五”计划略超10%。三是时滞效应使得政策斟酌时间无多。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从政策出台到开始见效一般需要3至6个月时滞。若根据国、内外环境变化相机抉择，那么政策见效可能最快也要到明年年中。

　　需要倚重市场机制调控

　　必须承认，在明年国内外环境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实现“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的目标，对于政府宏观调控是一项严峻的挑战。而回顾中国经济30年来的发展成就，坚持和深化市场化改革是攻坚克难的宝贵经验。在新时期和新任务下，同样需要注重市场机制的运用。为有效化解风险和克服各项困难，明年经济工作除了要明确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继续完善宏观调控外，还需要更多地倚重市场机制进行经济调控。

　　在宏观经济目标上，建议顺应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放宽宏观经济目标的波动区间，充分调动经济体的自我修复能力，遵循经济基本规律。市场建设上，建议大力推进价格体系改革，扩大市场调节范围，强化竞争机制和减少垄断领域。在投资规模较大的重点领域，例如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房建设、节能环保、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建议多运用价格调节杠杆，放宽市场准入吸纳更多社会主体参与，预留市场盈利空间，鼓励创新商业模式。总之，更多地借助市场机制来提高经济体的自我调节和自主发展能力，引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一方面可以减轻政府调控难度和压力，使政府部门腾出更多资源来完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也能把挑战转化市场化改革的攻坚机遇，借此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更好地支持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证券时报）